長三角漲薪引發連鎖反應

　　朱海這兩天有點郁悶。6月初，他被炒魷魚了。他本在上海浦東一家電子元件加工廠工作，是有5年資歷的老員工了。而他被炒魷魚的原因，竟是因為工廠給工人們加了工資。
　　
　　 加薪引發糾紛
　　
　　
　　 “4月份，上海最低工資從960元漲到1120元，我們廠也加了薪，5月份我到手可以拿到1800多元。當時很高興。但是，6月初就被辭工了。”朱海憤憤地說，“老板的意思是，我們工人工資太高了，他負擔不起，得減人增效，于是我就被涮了，我們車間走了5個人，都是所謂的老弱病殘。我都快50歲了，還能到哪兒找工作？”朱海長長嘆了口氣，很是悲涼。
　　
　　
　　 記者找到了該公司的人事部門，一位姓霍的先生接了電話。他很客氣，也對辭退朱海等人表示遺憾。但是，他說：“公司方面也是無可奈何，現在漲薪的壓力很大，國家的政策我們必須不折不扣執行。所以，4月份，按照公司的薪級標準給各部門的人員都加了工資，幅度在10%-15%，員工反應良好。然而，我們是勞動密集的代工企業，薪資成本的壓力極大，所以，我們也不得不最經濟地用人。”末了，霍先生猶豫著用神秘的口吻告訴記者，他們老板已萌生意圖往內地發展，那里用工成本低廉。
　　
　　
　　 不過，朱海并不以為然，他覺得近幾年公司的生產效率大有提高，利潤也持續上升，給員工加點薪水完全不傷皮毛。“現在主要是農民工太多，我們還沒有能力同老板坐下來談判。”
　　
　　
　　 其實，加薪也引發了資方的思考。當記者聯系到上海臺商協會理事郁詩禮的時候，他正在趕往常州的高速公路上。本來當天(6月15日)他是要回臺灣過端午節的，但是，他在常州的一家服裝廠發生一起工資糾紛，他不得不改變行程。“其實，這只是一個工人不滿意自己的薪水，吵到了廠部。我不敢疏忽，千萬不要出什么狀況。上月，我們公司給員工普遍加了工資，有高有低，有人滿意有人不滿，這很正常。”郁詩禮有些無奈。
　　
　　
　　 他認為，老板追利潤，工人求漲薪，這都是追求“最大化”的合理要求，無可非議。關鍵是建立一個公正而常態的博弈與談判平臺。“我個人認為，大陸已進入勞動力成本面臨全面重估的新時期，其主要原因是勞動力供給曲線已發生了變化，由過去的無限供給轉化為有限供給，這就需要談判，大家要開誠布公。”
　　
　　
　　 晚些時候，郁詩禮主動打電話給記者，說他公司的工資糾紛已解決：“大家都退一步，握手言和。”
　　
　　
　　 遷廠多是“表演”
　　
　　
　　 起于富士康，蔓延珠三角的漲薪潮，震幅其實傳至更遠，在多個省份紛紛上調最低工資的背景下，長三角自然也感受到了漲薪的震蕩波。郁詩禮告訴記者，最近，他與在上海的一些臺商和本地商人餐敘時，話題也不離“漲薪”二字。
　　
　　
　　 “大家都很關心漲薪，我自己也是。最近幾年，在工資問題上，我感覺到工人情緒波動特別厲害。”郁詩禮說。
　　
　　
　　 現在應該在可以承受的范圍內主動給工人適當加薪，是一些長三角廠商比較一致的看法。他們希望不要發生過激事件，讓自己陷入被動，反為不美。此外，人性化的管理也為商人們所提及。“有些代工廠采用日本式的管理方法，這可能不太適合中國的文化。”一位臺商告訴記者。
　　
　　
　　 當然，也有遷廠的論調。一些沿海企業放出風聲，因為承擔不了漲薪的重負，要將企業遷往人力成本更低的內地或其他區域。郁詩禮對此說卻并不認同。“這很大程度是一種表演，希望能對漲薪的趨勢起到一個抑制的作用。遷移很困難，其一，遷移成本很高，其二，物流成本驟增，內地的物流成本要比沿海高出許多，還有，這些企業在當地已享受了稅收優惠，遷移的話，就要吐出這些優惠。”
　　
　　
　　 “我自己是不會遷廠的。”郁詩禮干脆說道。
　　
　　
　　 經濟發展模式已有轉變跡象
　　
　　
　　 “我覺得早就應該加薪了，不應該等到現在。”中國社科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研究員張車偉告訴時代周報記者，“中國的勞動力價格一直偏低，單從增長速度來看，勞動者薪酬的增長速度，低于國家整體財富的增長速度，也比勞動生產率的增長速度低，這樣的增速首先就是不合理的。”
　　
　　
　　 據野村證券對工業企業勞動力生產率的估算顯示，勞動生產率在1994-2008年的年增速達20.8%，而同期制造業的工資年漲幅僅為13.2%。
　　
　　
　　 “我可以斷言，作出加薪決定的企業，不可能因為加薪而影響到企業的生存，他們肯定算計過了，能夠加薪才會加薪。”張車偉說。
　　
　　
　　 “加薪確實勢在必行。”上海市勞動和社會保障學會青年學者委員會副主任、上海交通大學教師張錄法也告訴時代周報記者。“勞動力市場的供求關系已經在轉變。雖然是否已出現徹底扭轉供大于求局面的劉易斯拐點，業界尚有爭論。另外，這段時期以來cpi的上升壓力，也增加了加薪的合理性。”
　　
　　
　　 張錄法還提醒記者，長三角地區企業附加值相對較高，需要的是熟練的、素質較高的技術工人，對工人會有培訓等等成本。因此，并非勞動者工資增長10%，就意味著企業的成本增加10%，實際成本增加遠遠不及這個比例。
　　
　　
　　 這一波的加薪潮，據張車偉的估計，最多也只能在沿海地區蔓延，不會觸及內地。“現在還只是個案性的。”
　　
　　
　　 不過，在張車偉看來，正在萌動的加薪潮，已經帶來了某種令人欣喜的跡象。“我國以廉價勞動力為主要競爭優勢的生產模式，過度依賴出口的經濟局面，短期內不會改變，這兩個月我們的外貿出口有很快增長，這說明工資的增長還不能影響我國的競爭優勢，也還不能扭轉現有的發展模式，但，已經有了轉變的跡象，加薪帶來工人購買力提高，會使經濟結構向著內需方向發展，對出口的依賴程度會有所減輕，今后我們會走向更均衡的經濟發展。”
　　
　　
　　 另一方面，張車偉認為，工資的增長還會減緩人民幣升值的壓力。“這兩者是對沖的，我一直主張通過工資適度增長的方式來緩解結構性矛盾，減低我們在國際上的壓力，而不是通過人民幣升值的方法。工資適度增加，會增加國內市場有效需求，促進消費，讓經濟更為活躍。”
　　
　　
　　 資方要讓渡一部分利潤
　　
　　
　　 加薪是否如郭臺銘所說，是一個趨勢，富士康只是先走了一步？加薪是否會是一個轉折，使中國過度依賴出口的經濟結構向依賴內需的方向轉變？就種種問題，本報記者專訪了中國勞動協會薪酬專業委員會秘書長孫群義。
　　
　　
　　 時代周報：勞動者的薪酬增長，是由哪些因素促成的？
　　
　　
　　 孫群義：勞動者的薪酬增長有幾方面原因：第一，一段時間以來，勞動力市場供過于求，造成勞動者的薪酬增長較慢。第二，隨著經濟回暖，企業具備了支付能力。第三，引導和鼓勵增加一線職工的收入，也是國家的大方針。第四，勞動力出現結構性短缺，并且已存在了很多年。低層次的勞動力比高層次短缺，女性勞動力比男性短缺，這其中便有工資水平因素在起作用，這兩種人工資給得低，造成供給不足。種種因素結合在一起，促成了這次的漲薪。
　　
　　
　　 時代周報：郭臺銘說，加薪是一個趨勢，他只是先走了一步。
　　
　　
　　 孫群義：是的，這是一個趨勢，郭臺銘比其他企業早做了一個月。長期以來我國由于物料成本、環境成本和勞動力成本較低，導致了對外資企業的吸引力。現在三大成本的平衡已經打破，物料成本由于原材料價格的上漲而提升，環境成本我們也付出得太多，因此也有個勞動力成本的提升問題。怎樣形成一個合理的新的平衡，必須加以考慮。
　　
　　
　　 時代周報：勞動者薪酬增長，是否會拉動消費，增加市場的有效需求，從而使我國過度依賴出口的經濟結構，往依靠內需的方向轉變？
　　
　　
　　 孫群義：中國經濟問題的短板，就在于大多數人的購買力不足，我們大量的基本生活必需品是過剩的，要讓大多數低收入群體提高收入，形成有效需求。加薪肯定會是一個轉折，會拉動內需，但也產生了一個問題，大家擔心會因為成本上升，造成我們競爭能力的下降。因此，需要資方讓渡出一部分利潤，上游廠家也要讓出一部分收益，形成互贏局面。
　　
　　
　　 時代周報：勞動力價格水平怎樣才算比較合理，由什么因素來決定？
　　
　　
　　 孫群義：對初級勞動力來說，其價格由勞動力供求關系決定。在劉易斯拐點出現以前，也就是勞動力市場供大于求的狀況改變之前，初級勞動力的收入等于個人生活支出加上必要結余，結余應在從事農業勞動收益兩倍以上。達到兩倍，勞動力就會相對穩定。拐點出現以后，意味著有條件出現成熟勞動力市場的流動關系。在中國，勞動力要真正做到按市場價值規律來配置，和產業結構的轉型、經濟體制的轉軌以及人口模式的轉型交織在一起，是一個非常復雜的問題。
　　
　　
　　 記者王玨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