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三角地區(qū)加薪潮蔓延　部分外企增加工作強度

　　部分外企已通過增加工作強度，化加薪于無形，而卑微的工人們依然錢途、前途兩茫茫
　　
　　 《國際先驅導報》記者陳先鋒、章苒、項開來、葉超發(fā)自廣州、杭州、廈門、南京
　　
　　
　　 珠三角一家外資玩具工廠的流水線上，李丹迅速地對同一玩具進行組裝，她一聲不吭地每天勞作10小時以上，然后把她收入的60%寄回家。
　　
　　
　　 在她工作的珠三角，一股加薪潮正風起云涌。如果能加薪，她當然求之不得，但她沒機會計較這些，她的希望是，每月能多加班多賺點。
　　
　　
　　 變了味的“加薪潮”
　　
　　
　　 “公司現在跟著最低標準調高工資，但調高一次，我們的基本任務量就增加一次。以前8小時加工6000個零件就可以拿基本工資，現在8小時要做9000個才行。最低工資從770元調到920元，只漲了19%，任務量卻漲了50%，員工能高興嗎？”在廣東東莞一家日資電子廠工作的白春榮對《國際先驅導報》記者說。
　　
　　
　　 部分外企已通過增加工作強度，化加薪于無形。而工人們對變了味的“加薪潮”當然難言滿意。
　　
　　
　　 “我和企業(yè)之間的唯一聯系就是工資，我干活，他給錢，除此之外無關聯。”在佛山一家日資企業(yè)工作的小蔡的說法代表了很多打工者的心態(tài)。
　　
　　
　　 杭州西子聯合控股有限公司工會主席吳華介紹，現在的新員工對勞動的等價交換意識很明顯。老一輩的農民工在衡量工資收入時，是跟自己務農收入比，跟養(yǎng)家糊口的需要比，而現在他們會為自己定價，問“我值多少錢”。
　　
　　
　　 一個工人憑借自己的勞動在城市體面生活，究竟需要多少工資？長期研究中國勞工問題的香港理工大學副教授潘毅介紹：在深圳，以每月食品消費約613元、恩格爾系數為0.5(即每人以月收入一半購買食物)、贍養(yǎng)系數1.87(每一就業(yè)人口供養(yǎng)1.87人)來計算，每人每月最低生活工資標準應為2293.7元；另一份按照更低標準計算的數據，來自世界銀行的普查報告：考慮每人每天的營養(yǎng)攝入量及養(yǎng)育孩子的需要，在中國維持基本生活水平的費用是每人每月1684元。
　　
　　
　　 工人對工資不滿意，但跟企業(yè)又談不攏。“因為我們不了解企業(yè)運營狀況，也不熟悉法律，個人去談，毫無用處。說多了企業(yè)就開除你，只能抱團。”在深圳打工的王剛剛很無奈。
　　
　　
　　 “我覺得政府應該立法，讓我們更好地參與薪資決定程序，而不是讓我們去抱團爭取權益。”白春榮說。
　　
　　
　　 幸福依舊缺失
　　
　　
　　 “始終日復一日的重復著同樣的毫無技術含量的高強度的機械勞動，他們就是壓榨勞動力。”小何曾在佛山的本田汽車配件工廠工作。他說，以前的工作就是要不斷把一些零部件組裝起來，“像機器人一樣拿起風槍機械地將螺絲擰上去，每臺限速50秒”。
　　
　　
　　 專門為農民工精神生活提供服務的民間組織“草根之家”負責人徐文財在服裝廠、電子廠都打過工，他告訴記者：“走進車間，看到的除了冷漠還是冷漠，感覺是所有的人都非常難過。出了問題，線長、班組長開口就罵，女員工遭遇性騷擾也很常見。”
　　
　　
　　 機器和管理的冷酷熬煞了機體的大部分活力，但對許多工人來說，更可怕的是黯淡的職業(yè)前景。
　　
　　
　　 “只有極少數人能從生產線上成長為課長，基本上看不到希望，企業(yè)培訓課程也都集中在操作技術上，所以流動性很大。基本上一個宿舍里的人隔上兩個月就能換一半。”白春榮說。
　　
　　
　　 不過，職業(yè)地位、薪資的低廉仍是工人不滿、缺乏幸福感的最重要原因。這和十幾年前大不相同，工人，尤其是外企工人曾是令人羨慕的職業(yè)。
　　
　　
　　 福建莆田一位公務員回憶說，1996年他剛大學畢業(yè)參加工作時月工資只有300元，而20年前落戶當地的一國際著名運動品牌代工廠的工人工資當時也有300多，“當時進廠甚至還要找關系”。現在這個廠一線工人月平均工資在1500元左右，“甚至比街頭非法營運摩的的都要少”。
　　
　　
　　 前途總是迷茫
　　
　　
　　 剛滿20歲的女工唐宋敏來自云南昭通，初中畢業(yè)后就外出打工，目前在莆田一家鞋廠當品檢員。
　　
　　
　　 唐宋敏有很多愛好，最近迷上了溜冰。她說，工人們的業(yè)余愛好是用錢換來的。要去逛街、溜冰，就意味著不能更多地加班，收入就大打折扣。5月份因為加班少了，她的工資比上個月少了700，只有1800元——但她在意的是，“不能再住農村”，她希望能在城里長久呆下去。
　　
　　
　　 這和在福建多家外企打過工的貴州籍農民工楊力想法差不多，“我的要求不高，如果每天工作8小時能拿到2000元的工資，我就滿足了。這樣就可以像城里人一樣上下班，過周末”。但是，楊力把事情看得太簡單了：有時候，錢不能解決問題。
　　
　　
　　 由于在城市中沒有自己的圈子，農民工很難找到家的感覺。
　　
　　
　　 “雖然我就生活在杭州，可我從來不覺得自己屬于這個城市。這里是有錢人的天堂，我們進城只會感覺心理更不平衡，人家可以花幾千元買東西，我們沒有東西可買。”在東芝電子工作的陳芳春說。
　　
　　
　　 浙江省委黨校副教育長吳錦良教授介紹，更現實的是，受到戶籍制度、社會保障制度等限制，并由此衍生出住房、醫(yī)保、最低生活保障以及孩子入學等諸多不平等，新一代產業(yè)工人難以融入城市。
　　
　　
　　 “第一代農民工的奔頭就是攢夠了錢回家，但是這一代想在城市里立足，又沒有歸屬感，又缺乏上升的空間。”浙江省發(fā)展和改革研究所所長卓勇良說，“他們心中的奔頭很多時候是空的，是畫餅充饑，這是最危險的。”
　　
　　
　　 夢想的代際差異
　　
　　
　　 70后養(yǎng)家、80后追夢、90后自我，中國沿海的產業(yè)工人“分層化”明顯，但他們都都渴望發(fā)展空間，渴望融入城市，渴望體面地生活
　　
　　
　　 《國際先驅導報》記者項開來、陳先鋒、章苒發(fā)自廈門、廣州、杭州
　　
　　
　　 初夏入夜，在福建晉江外資工廠打工的何遠和李明（化名）剛從理發(fā)店回來。因為晚上要去蹦迪，所以做了個新潮的“韓式頭”。他們倆一天一包煙，每月1500元的工資幾乎一分不剩，屬于“月光族”，“我們不需要養(yǎng)家糊口，現在就是趁年輕出來看看”。
　　
　　
　　 他倆所在的工廠要搬到廠房、宿舍條件都更好的工業(yè)園區(qū)里，但他們卻不打算跟著去，因為工業(yè)區(qū)離鎮(zhèn)上有點遠，要上網、蹦迪都不方便。
　　
　　
　　 “90后”的他們，似乎有點脫離了人們對“工人”的預設定義。但正是他們使我國外資企業(yè)占很大比例的勞動密集型產業(yè)的工人結構發(fā)生了巨大變革：大批離土離鄉(xiāng)的50后、60后產業(yè)工人已經返鄉(xiāng)，取而代之的則是一批80后、90后，并正逐漸成為主導力量。
　　
　　
　　 夾在中間的是70后。“我們工作的目的只有一個，就是為了養(yǎng)家糊口過日子，所以只要工資合理，苦點累點也無所謂，”1977年出生的杜澤峰說，現在深圳的打工環(huán)境比1999年剛來深圳時強很多，“今年我還把媳婦從老家?guī)Я诉^來一起工作。”本報記者走訪我國東部、南部幾十家工廠后普遍發(fā)現，70后打工族大體上保持著老一輩產業(yè)工人埋頭苦干的心態(tài)。
　　
　　
　　 正在成為產業(yè)工人主流的80后則更多的是希望出來見世面，長閱歷。“人生應該有一個方向，我現在希望從這個職位一步步往上升，三五年內做到采購專員。”1983年出生的江西人李小勇現在廣東做采購工作。
　　
　　
　　 80后希望在人生征途上走得更高更遠，而何遠和李明等90后工人卻大不相同：“玩心”重，工作和生活更加自我。
　　
　　
　　 “在家里無聊，所以就一起出來打工，”1990年出生的小黎在東莞外企打工，他說，“在外面比較自由，可以經常逛街、上網，挺好的。至于工作在哪都無所謂，如果覺得不好就換一個工作，只要過得更舒服、開心。”對這些90后打工者來說，手機是必備品，上qq是每天的必要活動。
　　
　　
　　 國內第一家農民工網站“新農門”ceo肖克文介紹，80后、90后的農民工多不用承擔家庭負擔，他們對人生的規(guī)劃和價值取向其實跟城市青年已經沒有本質的差別。“他們的特點是不滿足于一輩子打工，不停地尋找自己的上升通道；不滿足低層次勞動，追求生活的意義。”肖克文說。
　　
　　
　　 70后養(yǎng)家、80后追夢、90后自我，中國沿海的產業(yè)工人“分層化”明顯，但他們都都渴望發(fā)展空間，渴望融入城市，渴望體面地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