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工會因勞資糾紛面臨重組　部分地方試點選舉

　　工會的新機會
　　
　　 數據顯示，中國的產業工人已達3億。而中國更有世界上最大規模的工會組織。隨著長期以來對相關法律法規的不斷修訂，中國有關工會的法律完善程度足可以與西方發達國家相媲美。然而近來一系列停工事件的發生，卻讓人們不得不重新審視：中國工會組織究竟該如何扮演它的角色，是否在有效履行其職能？
　　
　　
　　 6月4日，中華全國總工會發出的《關于進一步加強企業工會建設充分發揮企業工會作用的緊急通知》中，特別重申工會的職能問題。
　　
　　
　　 《緊急通知》要求“做到哪里有職工哪里就有工會組織，哪里有工會組織哪里就有工會作用的發揮”，“保證企業工會在黨的領導下獨立自主地開展工作。”正如6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廣東省委書記汪洋所說，企業和上級的工會組織應擺正位置，代表職工依法維權，真正成為工人利益訴求的“代表者”和“代言人”。
　　
　　
　　 這將是中國工會組織面臨的嚴峻挑戰，同時也可能是新的機遇。工會的非常時刻
　　
　　
　　 6月12日廣東省委、省政府召開廣東省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電視電話會議上，政治局委員、廣東省委書記汪洋指出，要加快建立非公企業的矛盾沖突協調機制，加快建立健全非公企業的黨團組織和工會組織。企業和上級的工會組織應擺正位置，代表職工依法維權，真正成為工人利益訴求的“代表者”和“代言人”。
　　
　　
　　 2010年6月1日。高禮緊緊攥著自己打印的《工會法》，站在南海本田的工會辦公室里，表情堅毅得像農婦“秋菊”。他難以接受，在這座擁有1800余名工人的日資工廠，工會組織架構圖中的7名工會委員，竟然沒有一個月薪千元的一線工人。
　　
　　
　　 若是以往看到這張架構圖，高禮會不以為意。在這些80、90后工人的腦海里，工會代表的是資方利益，即便工會委員均是公司高管也不奇怪。
　　
　　
　　 但最近所發生的一切，讓他們迅速地“被成熟”了。突擊補習的法律知識告訴他們，“工會應代表工人利益”。
　　
　　
　　 5月17日，高禮所在的佛山南海本田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南海本田)因勞資問題發生停工事件。薪酬標準尚在反復談判中，5月31日卻曝出工會毆打工人的事件，讓稍有緩和的勞資矛盾驟然緊張。工人們的集體訴求也從單一的提高工資，轉向重組工會、重新選舉工會干部。
　　
　　
　　 如今，南海本田將工人工資上調35%，勞資雙方據此簽訂了協議，但在工人看來，如果代表工人利益的工會不及時成立，參與了勞資糾紛的人便有被“清洗”的可能。
　　
　　
　　 前沿團變調
　　
　　
　　 2007年初，19歲的高禮從廣西老家來到還未正式投產的南海本田，成為一名操作工。當時廠區四野荒涼，廠內只有400多名接受培訓的工人。
　　
　　
　　 隨著2007年2月本田第一個變速箱項目正式投產，多家世界五百強企業逐漸聚攏。這個位于佛山南海區獅山鎮內的經濟開發區亦聲名鵲起。最令本地人引以為豪的是，本田、豐田、日產三大日本汽車汽配供應商，以犄角之勢齊聚此地。這里成了名副其實的汽車城。
　　
　　
　　 但看著不斷從生產線上開出來的汽車，高禮時常感覺自己也像是站在流水線上的一臺會呼吸的機器，毫無技術含量可言。他日復一日的生活是，規模化生產，規范化操作，規律性的生活，每月幾百元的工資??半年之后，高禮第一次感覺到工作的枯燥和前途的渺茫。
　　
　　
　　 為了讓個體的弱勢和一盤散沙的生活找到凝聚力，工人們開始自發地抱團。彼時，組裝科制造系系長戴曉文創立了一個名為“前沿團”的組織。該團有統一標識、團歌、團訓和理念章程。
　　
　　
　　 這讓高禮眼前一亮。
　　
　　
　　 前沿團是一個極為特殊和復雜的組織，只限于組裝科。組裝科的工人若要加入，必須在入團介紹人帶領下，遞交《入團申請書》，面試后方可入團。
　　
　　
　　 它像一座金字塔，設置了書記、常委、主委、委員、候補委員、普通團員的等級職位，團內成員每月繳納5至20元團費不等。戴任書記，常委由各班班長擔任。
　　
　　
　　 在本田的職務體系中，公司承認的最低職務為班長，享受公司補貼。隨著前沿團的不斷壯大，組裝科的員工們只有在加入前沿團后，才有可能升遷。
　　
　　
　　 大多數工人抱著“升官”的念頭，加入這個組織。盡管這些職務不為本田公司所承認，但一旦加入這個系統，即使一名候補委員也可以批評普通的工人，享受地位的優越感。
　　
　　
　　 前沿團將自身的組織定位為“團指揮槍”，團即前沿團，槍代指生產線。此后3年，高禮從一個普通團員升至委員，諳熟了其中的規矩，“組裝科就是前沿團，你可以不入團，但必須接受團的領導。”他說。
　　
　　
　　 起先，前沿團還像保姆一樣負責工人和企業間的上傳下達。隨著前沿團的不斷壯大，這個組織開始更多把心思放在了管理工人上。
　　
　　
　　 它實行自己特有的管理規范，幾乎所有條款均嚴于公司的規定。如，公司規定“女員工必須有效地包扎頭發”，而團內則不允許女員工留長發；公司不準工人在生產線上進行與工作無關的閑聊，前沿團索性禁止工人說話。
　　
　　
　　 為此，前沿團高層甚至專門買來望遠鏡觀察生產線上員工的一舉一動，一經發現，立即要求相關等級的人員上前批評指正。對于犯錯者，輕則寫檢討、貼公告欄示眾，重則調至工作量繁重的崗位。
　　
　　
　　 經過一年的積極努力從團員升至候補委員的小申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如今，他對前沿團嚴苛的管理模式越來越懷疑。
　　
　　
　　 此外，前沿團每周定期召開會議，總結一周得失，對下周工作進行安排。一些新員工還要寫心得體會。一名團員的總結至今被高禮稱為經典：“多為上級著想，多和上級溝通，多給上級點子，少給上級添麻煩。”
　　
　　
　　 前沿團成立初期，每周一是員工活動日。員工可將對公司的不滿反映給前沿團領導，最終反映到公司。問題主要集中在工資過低，食堂伙食太差，但團員們發現，盡管每周建議，但結果均是“虛心接受，堅決不改”，一年后，這個活動就無果而終了。
　　
　　
　　 但前沿團的成員還在不斷壯大，從成立初的二三十人到100多人僅有了一年多時間，鼎盛之時前沿團團員占組裝科總人數的近40%。戴曉文也由系長升為副科長，這是中國人在南海本田的最高職位。
　　
　　
　　 與富士康總裁郭臺銘白手起家的勵志故事不同，這里缺少神話，很少有一個低層員工晉升為副科長的成功榜樣。“精神不能當飯吃”，高禮說，這里只有鐵打的營盤和流水的兵，僅今年組裝科就已有一半員工離職，加之停工事件影響，如今無法正常運轉。
　　
　　
　　 高禮最近反思認為，即便組織嚴密如前沿團者，在勞資糾紛、幾十天的停工和談判面前，一樣無能為力。它只是在管理，在等級隔離，在竭盡所能讓生產效益最大化。
　　
　　
　　 逼出來的覺悟
　　
　　
　　 2008年，南海本田正式成立工會。此時正是前沿團最為繁榮的時期，此后它成為工會的主要組成部分，戴曉文成為本田工會的七名委員之一。
　　
　　
　　 在工人們的記憶中，工會曾經進行過一次工會委員的選舉，在一張選票中有數位候選人，從中選出七個，而候選者均為廠領導。
　　
　　
　　 當時，于大多工人而言，工會只是一個福利機構，他們并不清楚工會的性質和作用，更讓他們想不到的是兩年之后，他們會喊出“重組工會”的口號。
　　
　　
　　 有了“工會”，工人們開始有了所謂的福利。
　　
　　
　　 每每新員工進廠，老員工就會善意提醒，加入工會是一筆穩賺不賠的買賣。只需填一張申請表，每月交5元錢，就會換來每年春節、中秋和過生日時的3張購物卡，總價值300元。此外，還包括每年一次的集體旅游。
　　
　　
　　 當時的工人們不知道，工會的這筆福利是有法可依的。按照《工會法》的規定，建立工會組織的企業，按每月全部職工工資總額的百分之二向工會撥繳經費。
　　
　　
　　 所以，幾乎大部分員工都主動地加入到工會之中。
　　
　　
　　 而至于工會主席吳佑合，工人們更是了解不多，他們已經不記得這個主席是自己選上去的，還是上級任命的。總之這個主席總是笑呵呵的，平易近人，盡管語言表達能力常被取笑，但從未因此紅過臉。元旦晚會上，工人們甚至拉吳上臺唱歌。今年春節過后，工會曾組織工人分三批分別到肇慶、清遠、長隆旅游。
　　
　　
　　 而事實上，從2003年開始，廣東全省的工會就有條不紊地在推行民主選舉。是年底，廣東省總工會副主席孔祥鴻就曾表示，廣東省12萬多個基層工會中有三分之一，也就是4萬多個基層工會是經過民主直選產生。
　　
　　
　　 而推動其進行民主直選的原因，孔祥鴻說廣東市場經濟發育較早，所以能夠最早實現與國際慣例接軌。
　　
　　
　　 但遺憾的是，佛山的企業卻始終沒有實現工會的民主直選。在2010年初，佛山市總工會表示將在有條件的企業積極探索開展工會主席直選試點工作。
　　
　　
　　 對于這些新聞，缺乏法律知識的工人們根本不以為然，因為他們連工會是做什么的都不清楚。直至2010年5月17日以前，高禮與工友們一樣，認為工會是公司主管工人“吃喝玩樂”的內部機構。這一天，南海本田工人停工、要求漲工資，南海本田總經理山田一穗出面勸說工人復工的時候，工人們開始納悶，平時為人隨和的工會主席吳佑合，為什么會“像保鏢一樣”陪在總經理的身邊。
　　
　　
　　 “我們從來沒有真正了解工會”，高禮事后回憶。
　　
　　
　　 20日的勞資談判，公司把收集到的108條意見通過投影儀打在屏幕上，每念完一條意見，一位工會委員就征求工人意見。工人要求將意見打印出來，遭到資方拒絕，高禮遂帶人離場。“他們一點誠意都沒有，對于工資問題一字不提。”
　　
　　
　　 十幾分鐘之后，高禮等人被請回會場。108條意見已打印出來，工人代表人手一份。工人代表們提出要調整工資，加強員工培訓，山田一穗均一一答復，而坐在旁邊的工會主席吳佑合自始至終一言未發。
　　
　　
　　 隨后，高禮等工人代表召集工人開會，傳達談判內容。憶起這段經歷，高禮認為是成長的代價：“這些工作本來是工會來做的，我們吃虧就吃在不了解工會，不懂法律。”
　　
　　
　　 24日，勞資雙方再次進行談判，而這一次工會主席終于開口了。在會議室，擺放一個八字型桌，資方與工會分坐兩旁，而工人代表卻坐在了臺下。與之前相比，高禮發現，資方的陣容越發強大，南海本田工會律師團律師及獅山鎮工會代表均首次出席。
　　
　　
　　 主持會議的吳佑合站在臺中間，首先詢問工人的意見，隨后便問資方的態度。此后，吳佑合多次走到資方桌前，彎腰細聽總經理的耳語囑咐，而手中的麥克風傳出的是其連連應允之聲。“我們見到他一直點頭，從來就沒搖過頭。”高禮忿忿地說。
　　
　　
　　 此后，律師突然發難，指工人停工是違法行為。一位臺下的工人代表壯著膽子反問：我們違反了哪條法律？律師并沒有回應。
　　
　　
　　 談判中，工人提出的工資提高800元、全部加入基本工資的要求并未被采納，資方只同意增加55元餐費補助，雙方再次不歡而散。
　　
　　
　　 但對于高禮們來說，這次談判意義非凡，“第一次知道工會是應該為我們說話的”。
　　
　　
　　 之后，工人代表們上網下載了《工會法》，打印出來相互傳閱。此時，他們對于吳佑合的不作為極為不滿，26日廠區內游行時，工人喊出了“重組工會”的口號。但對于如何重組，工人代表卻一臉茫然。
　　
　　
　　 高禮坦言，這種意識都是“被逼著啟發來的”。
　　
　　
　　 但如今，無論高禮如何勸說大伙，要有工會意識，要依靠工會，工人已完全不相信“工會”了。
　　
　　
　　 小申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工會委員也想為工人爭取利益，一直反映工資低，但無能為力，畢竟在公司擔任職務，怕公司為難他們。“吳佑合管理科副科長的身份決定了他的這種行為。”一位業內人士說。
　　
　　
　　 當本田工人為工會無力維護工人利益而糾結之時，一些地方已為此開始了有益嘗試。江蘇南京市總工會在南京區域性、行業性基層工會將試點聘用專職工作人員，“專職化”后的工會主席將不端老板給的“飯碗”，工資和待遇由上級工會解決。與此同時，撫順市總工會探索向非公企業派駐工會主席，工資待遇由市、縣(區)工會承擔，“不用看老板臉色，理直氣壯替職工說話”。
　　
　　
　　 人大代表斡旋
　　
　　
　　 數天停工，已造成本田在華4家整車工廠停產，日產值損失2億多元。但損失的勢頭并未得到遏制。5月31日下午，100多名頭戴黃帽、胸掛“獅山工會”工卡的人員統一乘坐大巴進入廠區，遂與停工工人發生肢體沖突，造成三名工人受傷。這讓原本工人對于工會的不滿情緒升級為憤怒。
　　
　　
　　 成立于2005年的獅山鎮總工會，屬下街道辦事處工委會4個，基層工會組織2302個，工會會員達82305人。而南海本田即是其基層工會組織之一。
　　
　　
　　 獅山鎮總工會位于獅山鎮建設大廈，工作人員寥寥數名。對于百余名胸掛“獅山工會”工卡的人員的來歷，獅山鎮總工會主席袁活林拒絕了《中國新聞周刊》的采訪。另據南海本田廠內保潔人員辨認，大多為廠區附近村中的無業青年。
　　
　　
　　 此時，勞資談判幾乎沒有可能性，工人的停工態度更為堅決。
　　
　　
　　 6月1日廣汽集團總經理曾慶洪的出現，成為停工事件的拐點。這天上午，曾慶洪走入廠區內游行的隊伍中自我介紹，起初沒有人理會。他掏出名片，遞給工人，被工人當面扔在地上。隨后，幾名工人指著曾慶洪罵了半個小時，但曾面無慍色，不溫不火。高禮對曾慶洪說，“我們不和你談，你去找資方談，資方解決不了，你怎么可能解決？”
　　
　　
　　 工人代表顯然低估了曾慶洪的能量。曾的另一重身份是全國人大代表。他對工人說，他不代表資方，而是以人大代表的身份與工人談話。他的耐心及誠意贏得了工人們的認可。
　　
　　
　　 工人同意復工三天，但有三項要求：工會必須對打人事件予以說明；在已有加薪的基礎上，再增加二百至三百元；重整工會，撤銷現在的工會，由工人自己選舉。
　　
　　
　　 下午兩點，曾慶洪挑選16名工人代表進入會議室，南海本田總經理山田一穗就停工事件未及時得到解決向代表道歉；袁活林就工會打人事件口頭道歉，曾慶洪要求獅山工會當天下午5點前把道歉信貼至廠區的各個科室。
　　
　　
　　 走出會議室后，曾與工人代表來到食堂，面對三四百名員工，曾表示對于工人的要求將在三天后給答復。高禮發現，此時的曾慶洪滿臉是汗。
　　
　　
　　 對于曾慶洪的突然出現，工人們解讀為作為利益共同體，唇亡齒寒，本田停工，廣汽受到較大影響，一天上億元的損失是曾慶洪親自出馬的原因。但也有人表示，曾是省政府派來的中間調停者。
　　
　　
　　 當天下午5點，南海區總工會與獅山鎮總工會的《致本田汽車零部件制造有限公司廣大員工的一封公開信》貼進廠區，信中稱，由于部分員工不愿意返回工作崗位，工廠的正常生產秩序受到嚴重影響。在與40多名員工的對話過程中，大家一度發生了誤解及言語上的互相頂撞，個別員工因情緒激動而與工會工作人員發生了肢體上的沖突。并稱，工會從5月17日至今十多天以來都在積極參與勞資雙方的協調工作，派駐工作組，采取各種形式聽取雙方意見，并用各種努力為大家爭取利益。
　　
　　
　　 但在工人們看來，工會的公開信推卸責任，沒有歉意可言。6月3日，工人代表在《本田工人代表致全體工人及社會各界的公開信》中針鋒相對地寫道，工會理應維護工人集體利益，但是至今仍為工會人員暴力傷害罷工工人的事件尋找借口，對此嚴厲譴責，并堅持工廠的基層工會必須是由一線工人選舉產生。
　　
　　
　　 此封公開信還引用6月2日新華社評論，對資方進行批評。
　　
　　
　　 一位勞資專家告訴《中國新聞周刊》，所謂重整工會，是指在現有體制下由工人自己選舉工會，這也說明“老板工會”“行政工會”被工人拋棄了。
　　
　　
　　 比起南海本田工人，似乎廣州的工人要幸運得多。在南海本田工人被打兩天之后，全國首支勞工法律服務隊在廣州成立。廣州市總工會主席陳偉光在成立儀式上說，只有實現工會轉型，上級工會才能“站起來”為工人說話，甚至直言：“工會不幫工人說話，要它干嗎？”
　　
　　
　　 工會的角色
　　
　　
　　 針對6月4日的談判，南海本田工會委員會于6月3日晚組織選舉30名工人代表。每張選票都有印章，“比以前的任何選舉都更為正式”，一位工人代表說。
　　
　　
　　 6月4日15點，勞資雙方再次進行談判。此次談判曾慶洪作為公證人，中國人民大學勞動關系研究所所長常凱作為工人代表委托的法律顧問一并參加。5個小時的談判后，勞資雙方簽訂了協議，南海本田停工事件告一段落。
　　
　　
　　 4日當天，中華全國總工會發出了《關于進一步加強企業工會建設充分發揮企業工會作用的緊急通知》，要求各級工會要全力推動在外商投資企業、港澳臺商投資等非公有制企業組建工會，推動企業工會組建工作深入開展。有分析指出，南海本田等停工事件已表明，非公企業建立健全工會組織已迫在眉睫。
　　
　　
　　 工人的集體行動接近尾聲，而政府對于勞資糾紛的關注度有增無減。獅山鎮鎮長王雪在包括南海本田在內的數十家企業參加的勞資糾紛協調會上說，本田事件，給政府很大的啟發和教育，政府應盡量協調搭建一個對話溝通的平臺，充當中間人的角色。
　　
　　
　　 6月1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廣東省委書記汪洋指出，要加快建立非公企業的矛盾沖突協調機制，加快建立健全非公企業的黨團組織和工會組織。企業和上級的工會組織應擺正位置，代表職工依法維權，真正成為工人利益訴求的“代表者”和“代言人”。
　　
　　
　　 如今，高禮對《工會法》已稔熟于心。盡管對于重整工會目標并不樂觀，但他希望這是一個開始。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高禮、小申、王文系化名)
　　
　　
　　 “平棉”不平靜
　　
　　
　　 企業更替所有權使傳統工會的作用受到擠壓，政府成為發揮重要作用的矛盾積極調解者
　　
　　
　　 端午前后，初夏的悶熱已然籠罩豫中大地。
　　
　　
　　 鄭州周邊的農田處處回蕩著農忙的歡歌。溫家寶總理造訪田間視察夏收的新聞鼓舞了這里的人們。
　　
　　
　　 然而，距許昌不足百余公里外的平頂山，人們并未在這個季節品嘗到收獲的甘甜。對比之下，他們吞下的更像是一枚苦果。
　　
　　
　　 平棉紡織集團，一座28年來周而復始、低速運轉的工廠在這個初夏經歷了一次痛苦的停擺。一向性情溫順的中原人在平靜中忽然爆發，在這座山腳下的城市制造出前所未有的動蕩。
　　
　　
　　 無聲的訴求
　　
　　
　　 平棉的停擺發生于5月16日。多年來不滿工資待遇的5000多名職工，在這一天放下了工作。
　　
　　
　　 職工們情緒穩定、表情克制。他們試圖通過平靜的訴說表達自己要求企業提高工資待遇、補償破產清算的訴求。廠區和附近家屬區的墻上、燈桿甚至公共汽車站牌上，都被貼上職工各種字條和橫幅。他們希望借助媒體的關注，讓自己的遭遇傳達到省會鄭州甚至北京，并且引起重視。
　　
　　
　　 職工們訴說著平棉紡織集團自1982年成立以來的所有巨變。
　　
　　
　　 如今的平棉集團由2006年破產的天使集團經重新融資后改組而成，集團的前身是平頂山棉紡織廠。2006年，原企業和浙江制衣企業泰坦公司共同參股組建了這家新公司。改制時，公司經評估的總資產為1.95億元，同時負債3.64億元。根據平棉集團的公開資料，集團在接收原天使集團職工的同時，還為部分計劃辭退的員工準備了解除勞動合同的補償金總計1970萬元，平均每位職工4000余元。
　　
　　
　　 職工一直認為企業改制中存在國有資產被侵吞的行為，但集團矢口否認。同時引起爭議的還有，原天使集團董事長張先順不僅沒有因為經營不善而被解職，反而順利坐上了新組建的平棉集團董事長的座椅。平棉集團成立當天，張先順在揭牌發言中對在座的平頂山市領導表達，將強化管理，走創新型、差異化發展之路，努力把企業做強做大，把平棉打造成中國有影響力的服裝面料供應商。
　　
　　
　　 根據平棉集團的公開資料，集團目前的年銷售收入超過12.5億元，年利潤6900萬元，利稅1.44億元。企業自稱已經成為全省乃至全國的重要休閑面料生產基地，“躋身全國紡織企業百強”。
　　
　　
　　 然而，國內紡織行業的整體低迷依然讓這家紡織廠的工人切身體會到收入的寒酸。作為低附加值的國有企業，收入問題成為企業的桎梏。平棉近年來也時常是地方領導看望的重點對象。
　　
　　
　　 多年以來，一個普通平棉職工每月的工資為800元，這樣的待遇僅比平頂山最低工資標準550元高出少許。在平棉周圍的工廠中，職工在同樣的勞動強度下，月收入也可以過千元。“平棉的職工的待遇是太差了。”與平棉集團一墻之隔的神馬集團制造廠一名職工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她的一位親戚就是平棉細紗車間的紡織女工。
　　
　　
　　 去年，平棉集團擬招聘兩名會計專業的本科生。為此，集團還破例下發《人才招聘待遇暫行規定》。但即便如此，本科生第一年的工資也僅被定為每月800元，第二年也僅為每月1000元。
　　
　　
　　 平棉職工的不滿也由此而生。他們需要看到的不僅是企業的強大，還有家庭生活的改善。他們通過各種途徑向集團、平頂山市和河南省政府表達自己的訴求，但遺憾的是，由于沒有一個集中維護全體職工勞動權益的組織的幫助，工人們感覺自己的呼吁多年以來一直被忽略。主動停工成了無奈的選擇。
　　
　　
　　 “工會主席去哪了？”
　　
　　
　　 6月1日清晨，朦朧中的職工們被馬路上的轟鳴聲吵醒。對于這種強行復工方式，職工們在接受采訪時均表達了憤懣和無奈。
　　
　　
　　 然而，在廠外局勢不斷變化的同時，這家國有股份制企業的工會辦公室里卻只留著一位年輕干事和一位年輕出納。而依法應參與職工停工問題協商的集團工會主席、紀委書記付國定此時卻不知去向。
　　
　　
　　 面對記者，平棉集團和集團工會對事件選擇了沉默。
　　
　　
　　 “工會一聲不吭，這么長時間不知道他們都去哪了。”45歲的前紡車間退休工人鄭保衛向記者表達了他對工會的不解。
　　
　　
　　 對于平棉職工的訴求，53歲的前工會干部張建國表示無奈，但他說，職工的合理訴求應該得以支持。
　　
　　
　　 “工人這幾年來的積怨沒有溝通渠道環節，這次一起爆發了。這么多年來，很少有人關心過他們的實際問題。”張建國告訴記者。
　　
　　
　　 張建國1986年進入平棉(當時名為平頂山棉紡織廠)的工會任干事。1995年，他成為某紡織車間工會主席并一直工作至2005年內退。他說，作為一個傳統國企，平棉工會近年來沒能發揮應有的作用。
　　
　　
　　 “現在的工會和以前不一樣了。以前雖然也受廠里領導和職工的"夾板氣"，但工會干部還能經常走進困難職工的家里，關心他們的生活，然后再走進領導的辦公室，幫助職工申請補助。”他告訴記者。
　　
　　
　　 張建國說，慰問員工的事情他都曾經經常去做，這也是往屆工會主席鼓勵的。在平棉建成以來的28年來，工會經歷了三任主席，前兩位均為專職主席。
　　
　　
　　 但在企業2006年更替所有權之后，工會主席的角色被認為不再重要，便由現任紀委書記付國定兼任。“工會的專職人員從原來的十個減少到現在的兩個。工會的作用完全被行政會議代理了。”
　　
　　
　　 如今，三位主席之間已經失去聯系，只有少數平棉的職工仍然能說出前任主席的名字。與此同時，大多數職工對現任工會主席幾乎是異口同聲的聲討。
　　
　　
　　 市政府被迫調停
　　
　　
　　 在工會亦停擺的情況下，平頂山市委、市政府不得不出手解決麻煩。5月16日，聯合工作組進駐平棉集團，設置咨詢點了解職工上訪的原因，決心“拿出解決問題的辦法，盡快恢復平棉正常生產經營秩序”。
　　
　　
　　 平頂山市委派市長助理于善啟負責工作組，聯合國資局、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市公安局接受職工的詢問。
　　
　　
　　 盡管有政府出面，但長期積累的勞資矛盾的復雜程度超出了調停者的預期。平棉職工一口咬定，政府要保全企業的利益，他們的疑慮并沒有因為政府的調停而減少。
　　
　　
　　 為避免勞資雙方的爭議進一步擴大，市政府終于說服平棉集團為全廠每名職工每月增加220元工資，集團每月將為5000名全體職工多支付100萬元的人工費用。
　　
　　
　　 但至于220元的博弈結果如何形成，平頂山市政府及平棉集團均表示，目前不能透露，因為“細節還未確定，還需要進一步落實”。
　　
　　
　　 “也許是政府跟企業說了吧，在5月25日，集團通知漲錢了。”46歲的動力車間維修工陳偉說。
　　
　　
　　 經過一星期多的廠外博弈，停滯的平棉從6月1日起開始復工。
　　
　　
　　 6月3日，平頂山市政府又派副市長黃祥利進入平棉，安撫職工。黃祥利要求企業領導解決職工的合理訴求，“該兌現的盡快兌現，該改善的盡快改善，要讓職工看到切實的變化。”
　　
　　
　　 他還提出，企業各級領導要改變作風，實行人性化管理，關心關愛職工，努力改善職工的生產生活條件。對那些存在嚴重問題的人員，要給予嚴肅處理。凡是愿意回到企業上班的職工，要歡迎他們回來工作。“大家要愛護企業，共同努力，為企業的順利發展作出積極的貢獻。”
　　
　　
　　 然而，補償抹不了工人內心的委屈，事實上，最初帶頭抗議的是被集團用區區6000元撫恤金買斷20年工齡的數百名老職工。自從2006年集團更換所有權起，他們便被要求離廠。心懷不滿的職工曾多次派代表赴省城鄭州向勞動部門、紀委部門反映他們的苦悶。但由于遲遲得不到回應，領頭的部分工人才決定“上街”。
　　
　　
　　 “我沒想到，他們還是一點兒人情味也沒有。”陳偉說，剛從夜班中緩過神來的他，充血的雙眼中還布滿了困惑。
　　
　　
　　 維修工陳偉在端午節這天得到了難得的休假。“現在企業不提加班了，可能是怕少給加班費，大家又鬧不滿。”陳偉在平棉家屬區的家中告訴《中國新聞周刊》。那時他正為全家準備烙餅和粽子。
　　
　　
　　 6月22日，平棉的工人依然按時倒班、上班，繼續著他們周而復始的循環。
　　
　　
　　 “四班三運轉”的工作模式沒有改變。這種始于上世紀80年代的倒班模式讓車間的紡織機從未停歇。
　　
　　
　　 然而，平棉集團與企業職工的博弈尚未結束，尤其是涉及買斷工齡的補償金。被買斷的退休工人鄭保衛此前只拿到20年共計6000元的補償金。現在他還在等待集團的進一步補償。“據說是要再多給五六千元。”
　　
　　
　　 平棉紡織集團和當地有關部門均未接受《中國新聞周刊》的采訪。
　　
　　
　　 (應采訪者要求，文中紡織工人均使用化名)
　　
　　
　　 一個維權者的工會情結
　　
　　
　　 一直以來，他致力于這樣一個夢想：讓工會真正代表工人們的利益。但在現實中，他遭遇了困境和無奈
　　
　　
　　 自從看到南海本田工人停工的消息，張軍一連幾天睡不好覺。作為過來人，張軍深知處在各方博弈漩渦中的工人，維權之艱難。
　　
　　
　　 這種擔心一直持續著。當千里之外的本田工人提出重組工會的訴求時，他喜憂交加。喜的是，這些剛滿20歲的年輕人提出如此訴求，難能可貴；憂的是，他不愿看到這些剛剛成年的孩子最終在與資方的較力中一敗涂地。
　　
　　
　　 騎著一輛破舊的二手摩托，沒有固定的工作，一家三口蝸居于44平米的斗室。這就是一個工會維權者的現狀。
　　
　　
　　 作為土生土長的煙臺人，張軍身材中等，皮膚白皙，說話溫文爾雅。此前，他過著寬裕的生活，工作有序，收入穩定，在煙臺算得上中等水平。但當他與工會維權結合起來后，他的生活便發生了變化，平日談笑風生的閑聊，變成了維權的爭吵，每月固定的收入大部分填進了工會的腰包。
　　
　　
　　 而改變張軍的命運的，正是他對于工會的不斷夢想。
　　
　　
　　 為妻子“討說法”
　　
　　
　　 2006年春節前，張軍的老婆通過面試成為了澳利威公司的員工。該公司承諾春節后與工人簽訂勞動合同、繳納社會保險。相對于當地每月530元的最低工資標準，澳利威每月1200元的收入，對當地人頗具誘惑。
　　
　　
　　 妻子順利入職澳利威，讓張軍懸著的心也落了下來。但春節后發生的一系列變故讓夫妻二人始料不及。澳利威公司不僅沒有和工人簽訂勞動合同，反而兩次降低工人的工資。更離譜的是，在“五一”勞動節前夕，公司更是辭退了58名女工，其中包括張軍的妻子劉美珍。
　　
　　
　　 張軍看不過妻子“受氣”。于是，他干脆帶著這58名女工集體到福山區勞動局去“討說法”。
　　
　　
　　 通過與勞動局的多次談判，張軍為女工們要到了300元的補償金。但劉美珍等7名工人不想要300元補償，對她們來說，每月千余元的收入和固定繳納的社保更為重要。
　　
　　
　　 在張軍多次交涉下，7名女工一個月后重新回到了澳利威公司。然而，澳利威公司的勞資關系日益緊張，工人們對資方日益不滿，成立工會的呼聲高漲。
　　
　　
　　 2006年10月，在工人代表的帶領下，工人們試圖通過罷工的形式成立工會。為此，張軍專門請假過去聲援，揭露工廠違法事實，號召工人團結一致。最終，澳利威130多名工人中，有110名在要求成立工會的申請書上簽了名。對于這個女工占99%的企業，簽名率如此之高實屬不易，張軍由衷地佩服女工們的勇氣，甚至回到家中仍為妻子加油打氣。張軍突然發覺，在這些女工身上，似乎看到自己當年的影子。
　　
　　
　　 有工會情結
　　
　　
　　 張軍的人生似乎注定要與工會維權聯系在一起。1987年，不滿17歲的他進入一家國營企業不久，就成了工會會員。而這家企業的工會對工人的關心也讓張軍第一次意識到了工會的溫暖。之后，他先后在不同的企業工作，但這些企業均未設立工會組織。
　　
　　
　　 直到2001年，張軍進入一家擁有工會的中美合資企業，這勾起他對工會的美好回憶，上班第一天他就找到工會主席，申請加入工會。
　　
　　
　　 工會主席以張軍處于試用期為由拒絕了他的申請。雖然規定是三個月的試用期，但半年后張軍仍未轉正，學法律出身的他知道公司違反了《勞動法》，于是尋求工會的援助，并將試用期過長的問題反映給了當地勞動部門。讓張軍未曾想到的是，兩天之后，工會主席通知他，“你被公司辭退了。”
　　
　　
　　 張軍不服，把公司告上了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而更讓張軍吃驚的是，仲裁庭上的公司代表竟然還是這位工會主席。最終，張軍輸掉了那場官司。
　　
　　
　　 這個經歷，讓工會在張軍心目中的印象發生了180度的轉變。時至今日，張軍總有一句話掛在嘴邊：“我是被工會傷害過的。”
　　
　　
　　 或許出于本能，張軍不想讓包括妻子在內的女工們再受到企業的傷害，成立真正代表工人利益的工會勢在必行。
　　
　　
　　 盡管澳利威公司給工人設置了層層障礙，甚至阻止福山區總工會負責人進入廠區與工人接觸，但張軍已篤定要聯合工人，以最大的勇氣爭取利益。
　　
　　
　　 隨后，他通過電話與中華全國總工會(以下簡稱全總)取得了聯系，并向全總說明了要求成立工會的情況。經過多級工會的努力，2006年10月20日，在煙臺市總工會與福山區總工會的主持下，按照法定程序，澳利威的工人直選投票，選舉出澳利威工會的工會主席、副主席及工會委員，共5人。她們均為生產線上的普通工人，并全部都參與了罷工。作為工會的幕后推手——張軍，則被聘為工會顧問。
　　
　　
　　 成了工會顧問，張軍的工會情結再次被激發。不會打字的他為了提高工會人員的法律意識，花了半個月的時間手抄出一套勞動法律手冊，印發給工人。除此之外，為了更好地宣傳工會，張軍購置電腦，安裝寬帶，學習寫博客。同時，為了工人維權，他還添置了用于取證的dv、相機、錄音筆等數碼器材。雖然妻子工作穩定下來，但一心投入工會的張軍因經常曠工，收入驟減。
　　
　　
　　 但張軍不以為然，在他看來，這個工會的意義非同凡響。
　　
　　
　　 夢想何時照進現實
　　
　　
　　 然而，張軍并未料到種種困難接踵而至。盡管他們手里拿著上級工會批準成立的文件，但澳利威公司對工會不予認可，并稱該工會是通過罷工成立起來的非法工會，限制工會干部辦理正常事務，并對支持工人訴訟的工會干部給予曠工處分，扣除工資。
　　
　　
　　 對于類似問題，張軍曾多次向上級工會反映，但都沒有得到有效解決。在澳利威工會成立后的第一個工作日，福山區工會的一個領導就善意地提醒張軍，不能做與公司對抗的事情，否則公司會采取對工會主席不利的行動。
　　
　　
　　 一年后，澳利威工會另一個副主席于麗艷也被澳利威公司開除。隨后，于麗艷向福山區勞動監察大隊投訴澳利威公司，并向福山區勞動爭議仲裁委員會提起了仲裁，至今也未有結果。
　　
　　
　　 民選的工會主席代表了工人的利益，卻無法令資方滿意，當資方拿走工會主席的飯碗時，這個曾令張軍們無限自豪的工會立刻脆弱得不堪一擊。然而，上級工會又無法提供有力的支持，使這個直選工會處境更為尷尬和艱難。
　　
　　
　　 張軍未曾想過，阻力如此之多，來勢如此迅猛。然而，回想起工會成立之后所做的一切，張軍又隨即釋然：在澳利威工會的監督和投訴下，澳利威公司逐步與工人簽訂勞動合同，繳納社會保險。
　　
　　
　　 其中一個特殊的維權案例令張軍頗感自豪。澳利威公司一名副總裁因工作問題被辭退，但公司并未按合同給予賠償。這位副總找到張軍，最終通過工會幫其索要到近萬元的賠償。張軍說，工人的正當權益受到資方侵害時，每個人都是平等的，這也是工會精神的體現。
　　
　　
　　 但在資方眼中，張軍是工會真正的幕后推手。一位研究工會領域的學者，在對澳利威工會做了系統調研后，將張軍稱為“澳利威工會維權行動的靈魂”。事實上，自工會成立起，工會的文件起草，方針制定，戰略實施均由張軍負責。
　　
　　
　　 盡管處處碰壁、備受打擊，但是張軍并沒有放棄努力。2009年9月，張軍接受丹麥工人聯合會的邀請，赴丹麥介紹煙臺澳利威工會經驗，并到澳利威集團總部，當面表達對澳利威公司打壓中國基層工會的不滿。這標志著張軍作為一名中國普通工人在歐洲發出了自己的聲音。
　　
　　
　　 2009年4月，盡管張軍是他所在公司的唯一一名電工班長，但是該公司在張軍的勞動合同到期時還是終止了和他的勞動關系。就在此時，煙臺澳利威公司因搬遷關門停產，凝聚張軍心血的澳利威工會也名存實亡。如今，閑下來的張軍仍會定期更新“澳利威工會”的博客，這里是他的輿論陣地。此外，張軍還注冊了網名為“澳利威熱線”的qq，為工人免費提供法律咨詢服務。
　　
　　
　　 眼下，張軍每天都密切關注南海本田的消息，他發現，本田停工與澳利威罷工都有同樣的維權訴求，但前者比后者方式更溫和，態度更強硬。但讓他憂心忡忡的是，工人重組工會的訴求，只是工會意識的萌芽，并未提出明確的重組方案，“這也超出了他們的經驗范圍，所以這個階段他們更需要業內人士的指導。”張軍說，只要工人需要，他愿意提供力所能及的幫助。
　　
　　
　　 工會謀變
　　
　　
　　 中國現有世界上最大規模的工會組織，但其角色卻在各類勞資關系演變中期待創新與改進
　　
　　
　　 誠然，近年來，中國工會的工作確有可“喜”之處，因為據中華全國總工會2010年上半年的統計，全國基層工會組織已累計達到184萬5000個；全國工會會員總數達到2億2600萬人，占全中國務工人員總數的71.5%。中華全國總工會毫無爭議地成為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工會組織。
　　
　　
　　 不僅如此，工會組織還曾在山西省內取得工會組建率和職工入會率雙雙“100%”的滿分。
　　
　　
　　 除此以外，通過近年來立法方面的突破，我國還建立了一套完備程度可與西方發達國家媲美的勞動保障和工會維護管理的法律章程體系。
　　
　　
　　 “西方國家有的，我國幾乎都有了，法律改善的空間已經不大。”北京師范大學中國勞工問題研究中心副主任趙煒對《中國新聞周刊》記者表示。但她同時說明，維護職工權益的“尚方寶劍”，在實際勞資協商和糾紛中被執行的力度卻未見相應地增長。
　　
　　
　　 大而全的工會
　　
　　
　　 雖然目前從鄉村到城市，直至大型國企和外資企業，廣泛存在著依法成立的工會，但由于運行頻遭掣肘，中國工人的合法權益屢被挑戰。
　　
　　
　　 研究中國勞資關系和工會演化的諸多學者一致認為，中國工會目前突出的問題不是追求“大”與“全”，而是如何強化其維護工人合法權益的功能。換言之，現在的問題是，如何讓工會回歸工人代言人的角色，如何讓工人在這一層面上重新信賴工會。
　　
　　
　　 近年來，在市場經濟體制下，資本的投入力度進一步加大，中國所有制結構發生了很大變化。在強勢資本的主導和管理下，中國的經濟關系、勞動關系也發生了質的變化，勞資兩端各自形成利益，隨之而來的沖突時有發生。
　　
　　
　　 學者認為，中國勞資環境的改變，一方面促成“資本霸權”形成，也在另一方面促進了新一代制造業工人社會意識的增強。只不過，目前工會體系下工人的合力難以與資本的勢力形成近乎對等的博弈。
　　
　　
　　 當遇到資本和勞動力發生矛盾時，工會的合法性存在連同《工會法》往往會被擱置一旁。
　　
　　
　　 “強勢資本和弱勢工人之間的差距，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是外資被過多偏袒造成的。”中國勞動關系學院工會學系系副主任劉元文教授表示。劉元文還是《相容與相悖：當代中國的職工民主參與研究》論著的作者。
　　
　　
　　 “目前的工會在當下的勞資環境下，有時難以擺脫被邊緣化的命運。”劉元文說。
　　
　　
　　 而在國有企業中的工會，工會邊緣化也源于國資“獨大”環境下的行政集權。
　　
　　
　　 據劉元文觀察，目前國有企業的工會，依附于企業行政權力的程度會更強。由于公有企業的工會主席往往連行政級別都沒有，工會主席參加行政會議只能作為列席代表，無法坐實對企業員工權益的維護。
　　
　　
　　 “雖然國有企業工會的組織相對要好一些，但一般來說，效益好的企業，經費充足，工人的收入高，工會的自由度也大一些。而類似紡織企業在內的低利潤企業，在經歷企業改制之后，如遇上國有財產侵吞、國企工會經費不足的情況，工作基本無法開展，幫扶工作更是無從談起。”劉元文表示。
　　
　　
　　 受邀請參與南海本田勞資談判的中國人民大學勞動關系研究所所長常凱教授則認為，目前勞資問題的實質是工人的孤獨感。“他們感到自己的利益沒人保護，再加上勞動條件的低下，他們很難接受。”
　　
　　
　　 “法律賦予工會的權利該發揮作用的時候，機會卻被浪費了。此前的罷工事件對整個工會系統應該觸動很大的，因此職工提出重新樹立工會的形象還是合理的要求。”常凱表示。
　　
　　
　　 “推土機式”的躍進
　　
　　
　　 自從1978年10月中國工會九大提出了新時期工會工作的基本方針以來，30多年的體制改革中，從基層工會的組建到工會法律的形成都邁進了快車道。
　　
　　
　　 1978年，全國范圍內工會會員人數為5300萬人，全國約50%的職工為工會會員。然而根據2008年9月的數字，國內的工會會員已經增加到2.12億人，比1978年翻了兩番，2008年的職工入會率比1981年提高11個百分點，達到73.7%。
　　
　　
　　 目前，中國已有11.1萬家外商投資企業，包括港澳臺商的投資企業建立了工會組織，建會率達到了73.1%。私營企業的建會有突破，私企工會會員已達5220.8萬人。此外，農民工會員達到6197萬人，農民工入會率達到了51%。這里面就包括當前大批在勞動密集型制造企業工作的“80后”和“90后”農民工。
　　
　　
　　 工會發展迅猛的燎原之勢，源于近年來政府主導下工會的快速發展。
　　
　　
　　 1996年進入中國后的幾年間，沃爾瑪對工會組織的抵觸似乎并未引起國人的關注，但從2004年曝光沃爾瑪在珠三角供貨商存在剝奪勞工權益的問題之日起，中華全國總工會便把工作重點瞄準在未組建工會的成千上萬外企、私營企業身上。
　　
　　
　　 2006年7月29日零時40分至清晨，在全總力挺之下，沃爾瑪深國投百貨有限公司泉州晉江店肉類部職工柯云龍與24名同事冒著被解雇的風險組建了沃爾瑪(中國)公司的第一家工會。在柯云龍等人向泉州市總工會提交的聯名申請信中提到，在泉州市總工會的幫助下，員工們認識到工會建立的重要性，并要求成立沃爾瑪晉江店工會。此后的兩個月時間，分布在全國30個城市62家分店里的6000余名沃爾瑪職工，自發組織起自己的工會組織。
　　
　　
　　 而近來備受爭議的富士康集團，工會于2006年的最后一天成立。與以往外資企業組建工會不同，富士康工會沒有走傳統的“企業內部成立工會”路線，而選擇了由深圳市總工會派出工會組織的形式。富士康科技集團工會的全稱“深圳市總工會富士康科技集團工委會”，作為市總工會的派出工作機構，工委會五名組成人員全部為市總工會的工作人員。從此，龍華的20多萬富士康員工就有了自己的工會。
　　
　　
　　 對此，全總基層組織建設部部長郭穩才說：“不管是什么資，只要在中國辦企業，都必須遵守中國的法律，包括依照《工會法》規定組建工會，尊重員工的合法權益。”
　　
　　
　　 然而，由于安排入駐私人企業的工會主席往往并非企業主推選或認可，經常會造成企業主替換或炒掉工會主席的情況。富士康的首任工會主席即為深圳市總工會聘請，然而不久之后，工會主席被換成郭臺銘的助理。
　　
　　
　　 近年來，工會主席直選和職業化的進程在湖北和江蘇的實踐，亦被學者認為是“一開始讓人興奮，但不久便發現卻有些愚昧”。
　　
　　
　　 在全國首推企業工會主席直選的湖北黃石，很快就出現了企業老板們“收買”工會主席的情況。此前觀念領先的蛇口工業區工會主席“委派”模式也面臨了工人不信任委派的工會干部，雙方互相猜疑的困境。
　　
　　
　　 中國勞動關系學院原副院長馮同慶對工會直選依然樂觀，但他認為，之所以目前在政府主導下的工會新模式停滯不前，就是因為現有的體制自由程度不足。
　　
　　
　　 “工會作為社會組織，其自治程度和民間參與程度相當不足，因此容易被邊緣化。”馮同慶表示，“工會應該向民間組織學習他們科學的維權方式，接納更多社會因素，換換原來用慣了的行政手段。”
　　
　　
　　 工會如何演主角
　　
　　
　　 近年來，在對工會角色的保護上，中國的法制推進也可謂迅猛。
　　
　　
　　 1988年10月召開的中國工會十一大，通過了《工會改革的基本設想》，提出了“維護、建設、參與、教育的新時期工會的社會職能”。
　　
　　
　　 曾參與《基本設想》文件起草的中國人民大學勞動關系研究所所長常凱教授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從那時起，工會工作的核心內容就被確定為工會向工人負責。“工會應該是自下而上選舉產生的維護工人利益的組織。”他說。
　　
　　
　　 1992年，中國完成了對《工會法》的修訂，突出了工會的維權職能。然而，真正實現對工會權益維護的是2001年10月27日頒布施行的新《工會法》。新的《工會法》第六條第一款規定：“維護職工合法權益是工會的基本職責??”
　　
　　
　　 至此，維護職工的合法權益，成為職工的第一需要。
　　
　　
　　 這部有突破意義的法律甚至包含了對打擊報復工會工作人員的處理。新的《工會法》第十一條就明確規定，“對依法履行職責的工會工作人員無正當理由調動工作崗位，進行打擊報復的，由勞動行政部門責令改正、恢復原工作；造成損失的，給予賠償。”
　　
　　
　　 這些規定，對保護工會工作人員依法履行職責供了法律依據。
　　
　　
　　 然而，學者們表示，法律賦予工會什么樣的角色，工會如何去代表工人并如何運行顯得更為重要。劉元文認為，目前對于工會權益的認識，觀念仍然落后。“目前國內的語境中仍將"集體談判"稱為"集體協商"，這說明理念的滯后。”
　　
　　
　　 馮同慶認為，工會目前的轉型是如何突出自己的利益代表性。“應該朝著回歸工會功能的這個方向轉型。”
　　
　　
　　 劉元文表示，“要重塑工會形象，尤其是基層工會主席的形象，就有必要通過明文規章規定下的選舉制度，讓工會的制度性贏回職工的支持。”
　　
　　
　　 “一個有效的工會，社會、職工會是它的受益者，政府也是其受益者。”劉元文說。
　　
　　
　　 本刊記者/劉子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