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容性增長”寫進“十二五”規劃的呼聲，折射出包括收入分配在內一系列領域改革的迫切性。
平均漲幅達20%左右，這是各省份在被譽為“最低工資上調年”中交出的答卷。目前，全國絕大多數省份已經上調或者宣布上調了最低工資標準。
外界期待十七屆五中全會就如何進一步推進收入分配改革定調。與此同時，圍繞改革路徑選擇的討論和爭議連日來再度成為學術界的聚焦話題。
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環節之爭
國務委員兼國務院秘書長、國家行政學院院長馬凱在最新一期《求是》雜志上從社會管理的角度強調了收入分配改革的必要性和急迫性。
馬凱強調，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處理好效率與公平的關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
方向和目標非常清晰，到彼岸的路徑卻依然模糊。
很多學者的討論焦點主要集中在兩點：一是初次分配領域和再分配領域孰為重；二是調低和限高孰為重。
中國勞動學會副會長兼薪酬專業委員會會長蘇海南昨日在接受《第一財經日報》記者采訪時表示，在收入分配改革中，初次分配領域更加重要。
董輔礽經濟科學發展基金會學術委員會主任、北京師范大學教授華生則明確反對在初次分配領域強化政府干預。
中國社會科學院財政與貿易經濟研究所所長高培勇日前撰文表示，收入分配改革的重點在于再分配領域，應通過改革稅制來實現收入調節。
學者李實(北京師范大學收入分配與貧困研究中心主任)、王小魯(中國改革基金會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也表示由于初次分配主要依靠市場形成，因此在收入分配改革中，再分配領域更加重要。
如何理解《工資條例》暫難出臺
針對“收入分配改革重點要調節過高收入”的觀點，蘇海南則認為，當前來看，“調低”更加關鍵。
各地上調最低工資的明細紛紛出爐，多位學者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之所以強調“調低”是因為目前普通勞動者的收入確實偏低，而且總體來講，勞動者報酬占國民收入比重過低。
對此，華生持不同意見。他認為，所謂勞動者報酬在國民收入初次分配中比例太低和比重下降，其實是由于統計口徑偏差造成的誤導。因此，有必要重新審視基于這種判斷提出的強化政府干預國民收入初次分配的建議。
他分析，廣泛提高最低工資標準并不是提高勞動者報酬的正常辦法。充分就業應該是政府的首要目標。
“最低工資標準的法定形式和頻繁調整，將可能減少就業形式的多樣性和降低普遍就業率水平。”華生表示。
但歐洲工會研究院資深研究員belagalgoczi向本報表示，根據他的研究，從英國的實踐來看，提高最低工資標準并沒有導致有些人擔心的就業減少現象。
記者從有關渠道獲悉，經過多輪修改的《工資條例》年內很難出臺。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收入分配專家告訴記者，《工資條例》難產可能透露出一個信息：相對于初次分配領域，政策制定者或許將更加偏重在再分配領域動刀。
據本報此前獲得的《工資條例》草案，最低工資制度被首次寫入條例，同時明確了職工工資增長應充分考慮當地cpi等因素。
“表面上看是初次分配和再分配、調低和限高哪個更重要的爭論，背后可能是收入分配改革路徑的微妙變化。”上述專家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