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緩“老齡化”

　　男女退休年齡同時推至65歲？有關專家透露相關部門醞釀適當延遲職工退休年齡 社會各界憂心“晚退霸崗”顧此失彼

　　男女退休年齡同時推至65歲？

　　有關專家透露相關部門醞釀適當延遲職工退休年齡 社會各界憂心“晚退霸崗”顧此失彼

　　近日，在剛剛落幕的第三屆中國勞動論壇上，包括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部長尹蔚民在內的高級官員和全國各地最知名的專家齊聚北京，把脈中國下一步的社會保障改革。

　　引人注目的是，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社會保障研究所所長何平在會上透露，由于未形成養老保險轉制成本支付機制，導致企業社會保險費率過高，養老保險金缺口巨大。相關部門正在醞釀在條件成熟的情況下延長勞動者的法定退休年齡。

　　也就是說，有可能女職工從2010年開始，男職工從2015年開始，采取“小步漸進”方式，每3年延遲1歲，逐步將法定退休年齡提高到65歲。與會專家立即對此進行了熱議。

　　記者昨日從有關方面了解到，“晚退”方案的提出，根本動因是隨著我國老齡化的加速，養老金缺口增大，“晚退”可以延遲社會保障福利支付，減輕社會負擔。但很多專家對此表示擔心，退休年齡推后雖然在短時間內緩解養老金的壓力，但會不會顧此失彼，導致本就嚴峻的就業形勢更加惡化？

　　推遲退休，老年人“霸崗”會不會導致社會效率降低？這到底是緩解老齡化問題的良策，還是“撿了芝麻，丟了西瓜”？這些問題如何厘清？

　　老齡化加速

　　養老金缺口達2.5萬億

　　在論壇上，何平指出，當前我國社保體系中，養老保險面臨的難題較多。一是農民、農民工和城鄉無收入老年居民無養老保障制度安排；二是覆蓋面窄，當前我國1.53億60歲以上老年人中，享受定期待遇的老年人僅4400萬人，不足三分之一，原因是養老金征收存在很大缺口。三是公共財政缺位，未形成養老和醫療保險轉制成本支付機制，導致企業社會保險費率過高等問題。

　　在養老金缺口大的背后，是我國老齡化的加速。據2005年官方統計，中國60歲以上人口1.44億，占全國人口的11%。中國社會科學院預測：在未來二三十年間，中國65歲以上老年人所占總人口比例，將從現在的7.5％增長到14％。預計到2040年，我國65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將超過20%。中國將在很短的時間內進入“深度老齡化社會”。這從近兩年我國養老保險金的支出中也可見一斑——2006年，我國養老保險金總支出4897 億元，比上年增長21％；2007年為5965億元，同比再增21.8%。

　　早在2006年4月，時任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部長的鄭斯林就透露一個讓人觸目驚心的數字——當年我國養老金缺口達2.5萬億元。

　　專家算賬

　　晚一年退休減缺口200億

　　何平表示，我國統籌城鄉的社會保障體系建立，老齡化是最大的挑戰。預計本世紀30年代，將進入老齡化高峰期，老年人口達3.5~4.5億，并有30至40年左右的高位保持期。同時，未來12年，我國城市化率超過60%，出現城鎮人口多于農村人口的拐點，城鎮養老金缺口也有擴大的趨勢。

　　他透露，在這種背景下，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正在醞釀在條件成熟的情況下延長勞動者的法定退休年齡。女職工從2010年開始，男職工從2015年開始，采取小步漸進方式，每3年延遲1歲，逐步將法定退休年齡提高到65歲。2020年、2030年、2050年的勞動年齡人口數與非勞動年齡人口數之比分別由3.0、2.4、1.8提高到3.8、3.2、3.1，實現3比1的控制目標。

　　根據這一方案，在2030年前，我國職工的退休年齡將延遲到65歲。

　　延遲法定退休年齡的呼聲早已有之，但因被指不利于解決就業難題受到詬病。如今“晚退”再被推上臺面，背后動因是養老金的缺口。

　　中國社會科學院拉美研究所所長、社保問題研究專家鄭秉文認為，在全球170多個已建立并運行多年養老保險制度的國家中，正面臨日益嚴重的支付危機。大多數國家選擇把法定退休年齡逐漸延長至65歲或67歲。他測算，我國退休年齡每延遲一年，養老統籌基金可增長40億元，減支160億元，減緩基金缺口200億元。因此，“晚退”可說是緩解養老金收支平衡壓力的“猛藥”。    

　　權威視點

　　中國已具備65歲退休的條件

　　延遲退休是一把雙刃劍，最大的負面效應可能是導致本來就嚴峻的就業形勢雪上加霜。

　　今年3月，勞動和社會保障部通報，我國新增勞動力城鄉加起來每年超過2000萬人，但我國每年只能提供城鎮就業崗位1200多萬個，這意味著每年有近1000萬城鎮人口找不到工作。另一方面，國家老齡委卻表示，2020年前是我國快速老齡化階段，其間我國將平均每年增加596萬老年人口，年均增長速度達到3.28％，大大超過總人口年均0.66％的增長速度。

　　鄭秉文表示，從全世界范圍看，延遲退休年齡是大勢所趨。隨著居民醫療水平的提高，可工作的時間也大大提高，退休年齡延后勢在必然。通過參數調整調節養老待遇水平是全世界通用的做法。

　　他分析說，包括醫療保險、養老保險、企業年金、住房公積金在內，企業的繳費率已經達到70％，這個費率在全世界都是最高的，已經沒有了上調的空間；而隨著物價上漲等因素，職工退休后待遇水平近年來大幅縮水，整體已經下降到幾年前的50％，所以待遇水平不能再降了。唯一可調整的只有“享受待遇的條件”。“企業效益不好，很多人不到60歲就‘早退’，把我國的實際退休年齡拉低了。我國的法定退休年齡有延遲的空間。”

　　但鄭秉文同時強調，不宜搞“一刀切”——“不同的行業可以有不同標準，像高危、高污染行業職工就可以早退休。”

　　著名經濟學家、原社科院經濟研究所所長趙人偉表示：“現在我們的人均壽命比30年前大大提高，60歲退休，活到90歲，吃30年養老保險，說不過去啊。”同時，由于現在用人單位用人機制靈活，再加上到了退休年齡的老員工與每年新增的勞動力對崗位的需求不同，不具有互相替代性，所以對就業難影響不大。

　　記者調查

　　企業和員工心態都復雜

　　政府部門期望適當延遲職工退休年齡，延遲社會保障福利支付，從而減輕財政支付壓力；而已經交納養老保險到一定年限的職工則希望適當提前退休，以便早點享受社會保障福利。矛盾隨之產生，不論是企業和員工，心態都十分復雜。

　　不少用工單位感到“又愛又恨”。一方面，用工單位希望有技術專長或管理能力的職工能長期為企業服務、推遲退休；另一方面又希望普通職工尤其是年齡偏大的員工能“準時”退休，甚至“早退”，即可空出崗位引入新人。深圳一家知名的電子產品銷售公司人力資源總監馬女士表示，對于為公司成長打拼了幾十年的高級管理人員和技術人員來說，公司非常希望他們能夠延遲退休。

　　另一方面，準時退休也很有必要。“現在都是一個蘿卜一個坑，老員工不退休，新員工名額必然會縮水。同時，不少老員工的工資是新員工的兩倍，高齡員工準時退休肯定可以減少支出，也可以節省高齡雇員較高的社會保障稅費支付和企業年金繳費，何不騰出費用招更有創造力的新人？”

　　記者隨機采訪了十多名廣州白領，對此贊成和反對者各占一半。在友邦保險工作的徐小姐表示，隨著壽命延長，60歲并不算老，尤其是女性，50多歲的年齡正是“當打之年”，“晚退”無疑是對人力資源的二次開發。

　　反對者則表示，在退休前為社會創造了財富，也交納了社會保險，憑什么讓我多干5年？